客家人與廣府人:兩大民系的難解難分(下)

2019-05-04 08:57:17   來源:黎志宙 審核:黎勇       打印  轉發  字號: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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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府人以自己的方言為驕傲,認為那是地地道道的古漢語,民國初立,差點把廣府方言重新恢復為國語了,的確,廣府方言中,漢代雅言比重最大,較之閩南方言、客家方言要多。

客家方言一般稱為“唐音”,也就是唐宋時期的國語,漢魏六朝乃至唐詩,用廣府方言吟誦,平仄、押韻都很順,但客家方言則略有出入,今天的普通話就更不順了,變化了很多。

如杜甫的《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叁月,家書抵千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用廣府方言吟,全押韻;客家方言呢,前叁韻一致,末韻則不行;普通話呢,則全不押韻了。

廣府民系,當是秦漢時形成的,所以,他們是南粵大地上最早生活的漢族的一個民系。由于地處對外貿易最活躍的中國南方,與古羅馬、與阿拉伯及東南亞的商業交往得早,商品意識成熟得也早,這便與中原文化拉開了距離,思維方式大不一樣。

遠在唐代,白居易送朋友上嶺南春游,便告誡道,那里“不凍貪泉暖,無霜毒草春”,視為畏途,所以不可久留,詩中更進一步說:

回使先傳語, 征軒早還輪。

須防杯中蠱, 莫愛橐中珍。

北與南殊俗, 身將貨孰親。

嘗聞君子戒,憂道不憂貧。

他認為,南粵視貨利重于立身,憂貧而不憂道。元稹與他一道送客,更警告道:

勾漏沙須買, 貪泉貨莫親。

能傳稚川術, 何患隱之貧。

這就是說,只要能得道,就不要怕貧窮,千萬不可飲貪泉之水,成了見利忘義之人。

這類詩還有不少,似乎人到嶺南便會變種,這自然是一種文化隔膜,難怪岑參也稱:“此鄉多寶王,慎莫厭清貧。”

商品意識,與當時的中原農耕文化,可謂格格不入。廣府人就是這般被視為異端的。今天,包括客家人,也被列入東南沿海商品意識較強的民系,當年章太炎也這么描述過。

這自然是從宏觀的角度上而言的。但是,相形之下,客家人的商品意識,比起廣府人還是有相當大的差距。盡管在東南亞,也出了不少客籍大實業家、大商人,但比起廣府人、潮汕人來說,仍相形見絀。

而在客家大本營,即粵、閩、贛叁省交界之處的客家人,也不如在香港、寶安(今深圳)這些靠海邊上的客家人的商品意識強。

如果僅從南方而言,客家人、潮汕人與廣府人,其商品觀念,由淡薄(不是沒有)到濃烈,分明也形成了叁大落差,比較起來,也還是相當鮮明的。

造成這一落差的,與歷史有關,也與地理環境有關。

就歷史而言,從嶺南叁大民系而言,從中原到沿海,最早的自是廣府人,如前所述,為秦漢時期;其次為潮汕人,大致為晉代;而客家人從中原來的最晚,大規模進入粵東已是宋明時期了,所以,中原的文化色彩要濃厚得多。

而從地理上看,雖說都被視為東南沿海地區,可廣府任就在珠江叁角洲及西江流域,開發最早,且鄰近海陽;潮汕人所在的潮汕平原,也同樣在海邊。而客家人的主要分布區域,則大都是山區,且以從事農耕為主,這一來,對他們傳承的中原文化,起到了一種穩固的作用,難以很快變化。所以,從時空而言,客家人的商品意識滯后于廣府人,是一種必然。

于是,在廣東,流行的看法是“客家人嘛,重義而輕利、重學而輕商”,這大致是合乎過去的歷史事實的,客家人講義氣,薄利誘,以金錢誘惑,只會被人小看;客家人重教育,重學問,大學中客家教授每每比別的民系的比重要大得多。

至于輕商,同輕利也是一致的,所以,過去的客家商幫,當是幾大商幫中最弱的。不過,這也不能絕對比。在梅州,就有這樣的民諺,那便是“無梅不成衙,無興不成市”,梅是指梅縣,廣東的官員出得多,這在文前已經列數過了。至于興,是指的興寧,那里,從商的客家人比其他地方要多,跑南洋的水客也不少,之所以能成市,商貿之集散地,與這是大有關系的,這一狀況,至今還是一樣,可見還是有傳統的。

而對廣府人而言,則一般認為他們重利輕義,重商而輕學。的確,廣府人有點散沙一團,人際關系比較淡漠,這也是商品經濟的影響,人的依附較別的民系要弱得多,他們不找靠山,不要后臺,全憑個人拼搏,讓每個人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的展示,不至于為皇親國戚種種關系所掩蓋。就算幫人,也不似客家人,一幫到底,送佛上西天,事后還不斷予以關照,仁至義盡。

而廣府人呢,他只會給你指一條路,當然,這路會指引得相當明確,但不會牽著你、呵護著你把這條路走出來,是你行;走不出來,也別怪我,所謂“馬死落地行”,也同樣包含這樣的意義在內,造血不輸血,投資不捐資,你一般得承擔你的風險。這似乎在“義”上是淡了點,卻不無道理。

可對于民族大義、國家利益,他們與客家人一樣,絲毫不會含糊。因此,對與“義”的詮釋,應該有一定的范圍,不可以作過于簡單的理解。

至于重商輕學,前一半是沒話說的,這里有海上絲綢之路2000年的滋潤,更有近代一口通商及十叁行的影響,中國最早的民族工商業也是萌發于此,所以,廣府人幾乎人人都是天生的商業行家,不然,何以改革開放才幾年,一曾貧困至極的廣府地域,竟一下子風生水起,市場發育得是那么迅速呢?

至于輕學,也不無道理,過去棄仕從商,廣府人不僅帶了頭,而且人最多,甚至孩子小小的,中途輟學去學做生意,過去也不乏其人。不去做官,也不去做教書先生(其諺語中更有:豬不叫不添勺,人不窮不教學),一心去從商賺錢,日后好“嘆世界”,也一度成風。

不過,這也同樣不可絕對化。廣府人對“學”的實用性還是很看重的,諸如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中國航天之父馮如,均出生在珠江叁角洲的南海、中山,廣府人不當官,可當科學家的不少,當詩人、作家、學者的也不在少數,當然,大商人、大實業家更多,而現代商業亦需要學習。因此,對傳統“學”的涵義,也當有一個界定,不可泛指一切。

更何況廣府人中的學部委員及后來的院士,也為數不少。所以,他們不等于“學而優則仕”之學,那只是當官的“學”,而不包括科學記述等方面的“學”。所以,對原來“重商輕學”的本來意義,當有不同的理解才對。

從以上評價延伸下去,我們也就可以對在南洋的民諺加以進一步的闡釋了。

這便是“客人開埠,廣人旺埠”。

洋如檳城、坤甸等,都是客家人開埠的,由于客家人吃苦耐勞,在國內也每每是在貧瘠的山地上墾殖,所以到了南洋,秉性不改,擅長于拓荒、種植,建立家園及田莊。而他們的商品意識稍弱,所以,要搞旺當地的經濟,活躍市場,也還得讓廣府人來,憑藉廣府人較發達的商品意識,流通很快就能搞活,市場也會迅速商規模,這用得商廣府人的那句話:風生水起。

所謂“無農不穩,無商不富,不工不強”也應是這個道理。而廣府人,善于變通,精于行商,趨利避害,而不墨守成規,把一棵樹上吊死視為“義氣”,是有相當積極的一面,所以,在近現代,能迅速與國際的先進文化接軌。

性格與命運

關于兩大民系性格的比較,還有很多方面值得深入下去。

梁啟超曾評價過廣府人:“對內競爭力弱,對外競爭力強。”即所謂內戰外行,外戰內行,亦不無意味。他們大概是遠離了中原,也已經不熟悉中原的“游戲規則”了,所以,他們玩不過內地,每每敗北,在權力斗爭中絕少勝算。可客家人不一樣,中原傳統要多一些,但多少對南方的“游戲規則”有所了解,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在國內競爭中,占有相當的優勢。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原的此岸,廣府是彼岸,而兩岸之間的橋梁,則是由客家人所擔當的。

這一來,客家人在近現代中國也就相當突出,出現了那么多叱咤風云、彪炳史冊的偉大人物,頗有當仁不讓的氣概。

客家人熱情、豪爽、好客,與廣府人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多少有點計較,也就形成了對比。客家人好大喜功,爭強好勝出風頭,也是這么來的,相反,廣府人卻比較實在,財不露白,瞞產可以,虛報卻不可以,這從他們幾句有名的諺語中可以看出來。

如:若要窮,神壇社廟是英雄。

那種死要面子,擺大排場的事,廣府人是不會干的,可客家人卻未必。

還有:執輸行頭,慘過敗家。

“執輸”是指明明知道自己輸定了,卻非要搶風頭,走在最前邊,廣府人認為,這會比敗家還慘,犯不著。

當然,客家人也有話:寧可與人比耕田,也不可人比過年。不能擺闊。還有,窮人莫獵富樣。不要死要面子。但總的來說,爭強好勝而不顧一切,客家人卻很難改,每每頭破血流也不以為悔。

一個務虛,個務實,各有所長,也未必可說長道短。而且,一個人性格形成了之后,正可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難以改變了。

而“性格即命運”,這兩大民系,在近現代中國大舞臺中所承擔的角色,也就是各有不同,或政治,或經濟,或對外,或對內,各顯千秋,各有長進,而各自命運也有了不同,或升或沉,或起或落,都與中國的歷史情狀相關。

該比較的還很多。

這里,我們以約一個半世紀之前,一位專門來到中國考察的西方學者專為廣東這兩大民系寫下的“印象記”作結。這位學者是德國的地質學家,也是人文地理學者利希霍芬,他是在19世紀中寫下一部題為《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的專著,在用詞及評價上免不了有些差距,但不無啟迪。

在廣東 ,居住和雜居著語言、相貌、膚色、社會地位千差萬別的不同種族。廣州市及附近的開化種族,在所有智慧、企業精神、美術情趣方面優于其他中國人。廣東人(即廣府人——編注)幾乎掌握著中國所有的工業,其工業制品數百年前就傳到了歐洲,說不定這個種族是當年海洋殖民者中有才能的人種的后裔。當地居民有客家族和土生土長的廣東人。客家族有特殊的方言,客家話完全保存著太古的語言形式,除北部和東部若干地方外,省內大部分地區說客家話。

客家族人是勞動人民,從事農耕,在城市和港口從事交通和勞動。省內都市、商市中,沒有客家族人,或者說,處于上層的是廣東人。廣東人對經營大商業和大交通業有卓越的才能,他們生長在自古形成的氛圍中,受其熏陶,形成了一個典型的人種。廣東人活躍在其他各省,尤其是沿海諸省的大城市中……

利希霍芬自然是以西方人觀念看問題的,甚至不惜為殖民者貼金。對廣府人同為移民也不了解。但是,他在這一個多世紀前的比較,多少還是有一定見地的。今天來重新解讀,內中不少實質性的差別。100多年后也仍舊沒有多大的變化。除卻其中的偏見,我們也能獲知不少歷史的資訊。當然,他的所見所聞,還是很受局限的。

即便是這一節的比較,也還是不夠全面的,僅僅只是列出文化的落差而已,這應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作出整體評估來。

來源:鄉土人文地理 作者:譚元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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