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雄珠璣移民的歷史與文化

2019-04-27 01:46:18   來源:黎志宙 審核:黎勇       打印  轉發  字號:T

珠璣巷移民史概說

珠璣巷移民,可以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狹義指珠璣巷本身及附近居民的遷徙;廣義則泛指經由珠璣巷遷徙,包括取道珠璣遷徙者和狹義的珠璣巷移民。

珠璣巷的居民,又可分入遷和出徙兩種。入遷,是又外地遷入珠璣巷及附近地區,出徙則指離開珠璣巷遷入別的地區。

珠璣巷移民史,以珠璣巷為中心,描述歷代居民入遷和出徙的過程、特點、規律、與源流。

前此有關珠璣移民史的論著,自黃慈博以下已有數種,但仍語焉而不祥。又含混了狹義和廣義兩種移民,視了珠璣移民的入遷,漏略了元代以后的出徙。可以說,還算不上真正的移民史,更談不上完整。

本書的出發點,就因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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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史實的探索上,本書的主要內容有:

一、描述自周末至宋代珠璣移民的入遷過程,指出珠璣巷居民的主要來源是嶺北移民。

二、比較詳細地探討了宋代珠璣巷移民的南遷史實。指出南遷的主要原因是官府逼迫、自然災害、社會動亂和宋元之際的戰爭。南遷的移民主要是珠璣巷和南雄盆地的居民,珠璣巷是南遷移民真正的故鄉,而并非象一些論著所說的“中轉站”,或“僅僅路過而已”。并且對南遷的路線,移民的規模作了初步探討。

三、對元明清珠璣巷移民,進行了初步的探討,指出明初和清初珠璣巷曾有過兩次較大規模的移民南遷。

四、提出了珠璣巷移民后裔的海外拓殖與分布課題,并進行了初步的探討。

五、通過珠璣巷移民遷徒路線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和可能的移民后裔分布區,并對移民后裔的數量作出大致的估計。

我們認為,真正的珠璣巷移民,應該自唐代有了珠璣巷以后才開始,而大規模的珠璣居民南遷,則在宋代才開始。有宋一代,珠璣巷一帶環境優越,經濟發達,吸引南北居民來歸。只是因為動亂與戰爭,才產生了被迫的遷徙。因為處在交通要道上,兵家必爭之地,每逢戰亂,必定造成遷徙,而稍為長期的戰亂,就可以造成較大規模的移民。所以有宋一代曾發生過幾次較大規模的移民,到宋元之交,

則幾乎全體居民傾巢南下。交通要道帶來了經濟的繁榮,交通要道又戰亂頻仍,這就是珠璣巷人的幸與不幸了。珠璣巷的興旺,由于交通;珠璣巷的一度式微也因為交通。寫作這部移民史,所得到的最大收益,也許是因為這一點,能給我們今天的經濟建設提供一個借鑒罷!

第一章  宋代以前的大庾道移民

考古資料證實,在遠古時代,嶺南地區就有著人類生存、活動的遺跡。1958年在曲江馬壩發現的“馬壩人”,為一個中年男性頭骨化石,在人類歷史發展階段上屬于“古人”的早期類型,是已知最早的嶺南古人類;經測定,其年代距今12.9萬年左右。屬于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西樵山文化”遺址,發現了大量細石器,而在粵北、粵西現的與西樵山文化同期的一些洞穴文化遺址中,出土一批粵屬年代最早的陶器殘片。進入新石器時代晚期(父系氏族社會時期),在距今4500年前后的曲江“石峽文化”遺跡中,出土了人工載培稻品種以及石斧、石錛、石鏟等磨制精良的農業生產工具,這被考古學家視為當時嶺南鋤耕農業趨于發達的標志。考古發現不僅反映了“百粵雜處”的嶺南一直生存著被稱為“越(粵)人”或“越(粵)民族先民”這一基本的事實,同時,也說明了在多元的中華文明之源中,嶺南文明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源。

商周以來,嶺南越族及其先民開始了與中原華夏族特別是長江流域越族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往來。《史記.五帝本記》載:舜受禹,“定九洲,各以其職來貢,……至于荒服,南撫交趾。”

這說明,其時中原政權的政治影響力已遠達于嶺南。殷墟出土文物中,有產自南海或東海的龜甲、海貝、海蚌等。《逸周書·五會解》也述及南方各族向商朝進獻貢品事:“伊尹受命,于是為四方令曰:……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而廣東信宜、曲江馬壩、佛岡石角等出土的西周銅蠶、銅鐃,其形制亦與中原或江

南楚贛的十分相似。春秋時期,嶺南(南越)與吳、越、楚三國的關系愈加密切。《左傳·襄公十三年》:“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奄南海。”《國語·楚語上》載:“撫征南海。”《史記》亦載周安王時,楚悼王曾遣吳起平南越。戰國時期,居住于黃河流域以南的百越民族,在北方華夏自西北往東南進徙的迫力下,也必然從長江流域向江南和嶺南等地移徙。

先秦時期,嶺南所受的外來影響主要地來自楚國。番禺(廣州)載:“昔高固為楚相.五羊含谷于楚庭,故圖其象為瑞。六國(按即戰國)時廣州屬楚。”學者在談到粵語的底層成份時,亦曾指出其中有楚語的殘留。由此可證明,其時已有來自楚國的嶺南移民。從此,還有來自吳、越等國的移民。《吳越春秋》載:“闔閭子孫避越嶺外,筑南城。后楚滅越,越王子孫避入始興。

在南雄境內的水口、珠璣、界址、修仁、南畝、湖口等地,先后發現新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的文物、遺跡,可以證實,南雄與嶺南其它地區一樣,早在四五千年前,其先民便生活于此。《直隸南雄州志》載:“周末越人徙此。”戰國時期遷徙來寓的越人,是目前能被確知的早期南雄先民。《吳越春秋》所記載的避入始興的越王子孫,疑即為渡嶺南來、落籍南雄等地梅鋗一支(詳后)先秦時期,見諸史籍的嶺南與中原、江南之間的往來以及 移民史實均十分簡略。可以推想,因為五嶺山脈的阻隔,交通異常不便,加上嶺南地處海隅,兩地相隔千里之遙,故南北往來和移民南遷還是相當稀少的。從史書記載來看,具有一定數量和規模的移民南遷的歷史是從秦漢開始的。自秦漢始,歷經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移民運動從未消歇,自兩宋時代而趨于繁盛。明清時代,仍不斷有北方移民的遷入。其移民的途徑,除了自洞庭湖南下,取道湘桂走廊和騎田嶺等途,有相當一部份是經鄱陽湖、溯贛江、越梅嶺而進入嶺南的。尤其是自大庾嶺新道開通以來,大庾嶺道便成為最重要

的“入嶺之驛”。早期的北方移民,數量雖少,與當地土著居民(越族)數量相比,也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這些早期的北方移民卻在嶺南建立了仿似于中原政治制度的政權,帶來了北方先進的生產技術。他們對嶺南地區的早期開發和“中原化”,起了積極的推進作用。

以下,根據史書有關記載,簡略敘述秦漢至唐五代時較為重大的嶺南移民史實。此段移民的歷史,時間長達1200多年。

一、秦漢移民

秦漢時期,華夏族隨著人口的增加,疆域的拓展,已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漢朝時華夏族改稱為漢族,融合商周時從四邊遷來的各族,使漢族成為一個包含更為廣泛的族稱。秦漢王朝為了固守邊防,開疆拓土,發揮中央集權的職能,通過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強制的等途徑和方式,多次把內地的漢居民向四邊遷移。《史記》、《漢書》等史籍記載,秦始皇、漢武帝時,為經略南越,均曾大舉用兵于江南、嶺南。用兵的結果,導致了江南越民的南遷和所謂的強制性的軍事移民,也伴生著諸如出仕、經商、謫徙等性質的移民。

早在秦并六國時,越王勾踐后裔梅鋗為走避秦兵,曾越嶺南遷,落籍南雄等地。《越絕書》載:“越王子孫姓梅氏。秦并六國,越王逾零陵往南海,越人梅鋗從至臺嶺家焉,而筑城湞水上,奉王居之。

鄉人因謂臺嶺為梅嶺。”梅鋗所筑城池,在梅嶺南麓(今南雄境內)的中站,后稱梅鋗城。嶺上有一山,稱“越王山”。屈大均有詩云:“禺峽本因黃帝子,梅關變有越王孫。”秦末,梅鋗興兵梅嶺,從項羽、劉邦破秦。《廣東新語·人語》載:“項羽封鋗為臺侯,食臺以南諸邑。其后沛以鋗能成番君功名,復封鋗廣德十萬戶(侯)。”“食臺以南諸邑”,當指梅鋗所轄地為梅嶺南側的南雄、始興仁化、翁源、曲江、英德等地。又有“能番君功名,’及《越絕書》“奉王居之”等語,可見梅鋗應是當時嶺南的一位著名的越人首領。據傳梅鋗子孫世居曲江、湞陽(今英德、翁源)等地。今翁源縣城北30里處有一梅村,傳為“鋗之湯浴地”,即梅鋗沐浴起居處,亦可佐證。或云梅鋗當年所居之臺嶺即今之臺山,今之臺山亦俗稱梅嶺。而宋代以前廣州以南仍是海漬地。指臺嶺為臺山云云,就視為梅鋗孫日后移徙于此、以先祖故地命名新居的緣故。在今廣東境內,有多處以梅姓號地者,如梅縣、梅篆(吳川)等,可見梅鋗后裔現已流布廣東各地。梅鋗的渡嶺南遷,落籍南雄,是有名姓可考的最早的一批定居南雄的北方(江南)移民,也可視為北人南遷之始。

秦朝的北人南遷,主要是軍事移民。

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四年),秦命尉屠睢率60萬大軍滅楚。接著屯兵于湘桂贛粵邊,并以數萬之眾渡嶺擊越。屠睢戰死,旋遣任囂、趙佗統領5萬士卒,沿著入粵的三條通道南進:一路越大庾嶺,下湞水;一路過騎田嶺,下連江;一路過萌渚嶺,下賀江、西江。三路并進,抵至番禺(今廣州),平定了南越,建立了南海(治今廣州)、象(治今廣西崇左)、桂林(治今廣西境內)三郡,把嶺南第一次歸屬于中央政權版圖。嗣后,南征的秦兵便留守、落戶于當地。據估計,其數量有十余萬之眾。

《史記·淮南王列傳》載:秦二世時,龍川睢令趙佗曾“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一千人。”這是入嶺秦兵就地娶妻安家的實證。落籍嶺南的秦兵,成為世襲的軍戶(屯戶)。軍戶平時屯墾,免納公糧稅收,戰時則按丁口派兵。此外,秦朝遷徙了大量的“中縣人”(中原人)和江南越人來寓。西漢時,高祖遣陸賈為漢使,來授當時嶺南割據為王的趙佗璽綬并詔書。

詔目:“秦徒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越雜處。,秦朝的用兵和移民嶺南,是嶺南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移民。其中,鎮守大庾嶺的一支,即當時進軍嶺南的五路軍中的第四路,“守南野之果”(《淮南子·人間訓》),筑橫浦關于大庾嶺,以固攻守。可以推想他們亦已留居當地,成為繼梅鋗之后又一批落籍南雄的北方移民。

漢時的北民南遷,與秦時頗相類似。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王相呂嘉謀反,攻打漢朝使臣和南越王、王太后。武帝遂于是年秋,興兵五路,從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征討南越。《漢書》載:武帝“命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仆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湞水。”其中,樓船將軍楊仆在擊敗梅嶺守軍后,乘樓船南下,一路攻城陷地,與路博德軍會合南海,并擊叛軍。平定叛亂后,以南海地設置南海、蒼梧等九郡。除部份士卒留守外,其余凱旋北還。而戍守梅嶺的是楊仆裨將庾勝兄弟。這些留守士卒,是漢時數量較大的軍事移民。在今南雄境內,至今仍留有楊仆將軍的遺跡“楊瀝巖”,相傳亦有其部屬及子孫世居于此。在漢朝,特別是東漢,朝廷還經常募民和謫徙罪民于嶺南。

封建王朝出于戰爭和邊防軍事的需要,強制移民實邊。這種移民實邊政策,作為恒定的策略,為歷代(特別是早期)中原統臺者所實行,成為漢民族向邊地移民的一種主要形式。秦漢統治者的用兵與移民

嶺南,即是顯例。從客觀效果上說,秦漢時期的軍事移民及其它形式的強制性移民,大大促進了嶺南地區的開發程度。而南雄,在幾次重大的移民過程中,以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條件,不僅為嶺南接納北方移民發揮了橋梁性作用,而且,直接受惠于北方移民。移民的遷入,使南雄乃至粵北成為嶺南境內先期承受中原文明潤澤而得以開啟的地區之一。

二、兩晉移民

兩晉末年,爆發了司馬氏“八王之亂”,使黃河流域地區生民涂炭,飽受戰禍之苦。隨著北方匈奴等少數民族政權的南移和入主中原,原來世居中原的土族豪強和一般漢人(史稱“中原流人”)紛紛大批背井離鄉,遷徙江南。其規模之大,人數之眾,歷時之長,空前未有,導致了江南入口數量的急劇上升和經濟文化重心的漸次南移。這一發生于永嘉年間(307~312)的大規模移民事件,史稱“永嘉南遷”,亦稱“衣冠南渡”。南遷的浪潮一直持續到南朝劉宋元年聞,前后達150年(從307到453年)之久。這些闔族南遷的中原士民,主要遷至江淮流域,即今江蘇、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在此設置僑屬州郡。而其“遠者已達贛省的中部、南部,其近者則仍淹滯于穎淮汝漢諸水聞,浸至隋唐,休養生息。”(羅香林《客家源流考》)然而,依據有關史籍及出土文物,可考時亦有相當一部分土族曾集結著宗親部曲遠徙嶺南粵北、粵東等地。

明嘉靖《廣東通志》載:“自漢末建安至于東晉永嘉之際,中國之入,避難者多人嶺表。”同書引《交廣記》云:315年(帝建興三年)“江揚二州,……民多流入廣州,詔加存恤。”《古今圖書集.職方典卷1297《廣州府部·東莞縣》載:“邑本晉郡,永嘉之際,中州人士避嶺者,多止茲土。”多次在韶關和廣州出土的晉代磚刻,文云:“永嘉世,九州荒(兇);如廣州,平且康(豐)。”這說明,與中原地區戰事紛起,兵燹連天相比,嶺南物阜民康,社會安定,堪稱樂土。中原流人大批入粵則為自然而然的事。

當時,移民的入粵通道,除沿浙閩沿海進入粵東,陸路主要有兩條.:一是經洞庭湖沿湘漓進入粵西;二是經鄱陽湖沿贛江進入粵北。在廣州、高要、佛山和粵北、粵東諸縣發現晉代墓葬,其臺族而葬的風俗,以及所出土的北方炕”模型、青瓷硯、石硯等,提供了大批北人南徙的物證。移民的遷入,帶來了先進的農耕技術。韶關晉太康墓出土的陶制犁田、耙田模型,器上一人使牛犁田,一人使牛耙田,耙的下部有六個長齒,田邊有掘斗形設施用的排灌,說明粵北已出現畜力拉耙的新農具和新技術,并且懂得控制用水。南遷的漢人,還輸入“孝悌”、“貞節”為基本內容的儒家倫理道德,“其流風遺韻,衣冠習氣,薰陶漸染,故習漸變,而俗庶幾中州。”

從以上事實來看,粵北是其時嶺南移民較為集中,人數也較多的地區。雖然,移民的具體情形無從稽考,移民的數量亦不得而知。到了有唐一代,粵北社會經濟、文化在嶺南所處的領先地位,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粵北地區相對的人口優勢,大量的具有較高文化素質和掌握了先進的農業技術的中原移民的入居,為粵北地區農田的開辟,經濟、文化的發展和進步提供了主要的原動力。

三、唐五代移民

唐五代時期,南雄及粵北的農業開發、交通貿易和文化教育在嶺南地區均處于領先地位。從人口統計數字來看,《舊唐書·地理志》載:唐玄宗天寶年間,韶州所領六縣湞昌(后稱寶昌,即今南雄)、始興、曲江、樂昌、翁源、仁化戶數為3.1萬戶,連州更達3.2萬戶之多,其絕對數雖次于廣州的4.2萬戶,然人口密度則遠遠過之。其后,或因戰亂等因素的影響,人口數量有時驟減,而地界五嶺南北的粵北等地,總是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得以回復。《新唐書-徐申傳》載:徐申于安史亂后40年任韶州剌史,“始來韶,戶止七千。比六年,倍而半之。”六年間韶州戶口增加了一倍半,這顯然是移民涌入所致。

兩宋以前,嶺南地區人口高密度區域分布的特征性表現是沿五嶺南北界東西一線排開的,這反映出從嶺北遷來的移民,越嶺后大多停留居住下來,并未繼續南下。唐五代時,這種現象尤為顯著。唐時(始有的)較為詳細而準確的人口統計數字,可以使我們從中窺見一斑。而人口的數字的增加,是封建社會生產方式下農業生產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李景康《廣東疆域沿革提要》云,在影響和促進嶺南地區的開發的諸因素中,其“最關重要者,尤在漢族之南遷。”農業開發程度較高的地區,往往就是移民集中的地帶。而唐五代時(乃至于兩宋)的韶州和南雄,作為當時嶺南較發達的地區,也是嶺南吸收內地移民最多的地區。

南雄在唐五代時所吸收的內地移民,開啟了兩宋嶺南移民運動的序幕。此一時期定居南雄的移民,成為日后珠璣移民的一個主要來源。

值得一提的是以下諸事,直接促進了內地移民的大量遷入:

1、大庾嶺新路的開通。716年(唐玄宗開元四年),內供奉張九齡奉詔開鑿大庾嶺新路,把一條崎嶇難行,“人苦峻極”的天然性徑道開通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的大道。新路開通以后,五嶺南北交通距離大大縮短,把珠江水系與長江水系連接起來,成為北上貿易和移民南遷的最重要的交通路線。宋余靖《武溪集》云:“沿汴絕淮,由堰道入漕渠,溯大江、渡梅蛉、下湞水、至南海之東西江者,唯九十里馬上役,余皆籬工楫工之勞,全家坐而萬里。故之嶺南雖三道,下湞水者十(之)七八焉,,,說明了大庾嶺新道(今稱梅關古道)在交通五嶺南北的重要性。五謨《大庾嶺考》云:“五嶺之說'..…·皆首大庾,舉重要也。”

2、唐代安史之亂和黃巢起義后的移民。發生于唐開元天寶年間安(祿山)史(思明)之亂,使“中夏不寧,士子之流,多投江外。”(《全唐高。唐肅宗加恩處分流貶官員詔》)由此引發的北人南遷亦波及嶺南,雖然,與江南其他地區相比,嶺南的人口遷入的記載相對較少。而前引《新唐書·徐申傳》,說明了戰亂后入嶺移民就近定居于梅嶺南麓的在所不少。

唐代末年,社會大動蕩。乘時而起黃巢起的義軍席卷大半個中國,歷時十余年之久,演成十室九空,舉目荒涼的慘景。無舉其數的難民或從閩入嘉、惠,或從贛入南、韶。上述諸州、縣,遭受兵燹戰禍

3、南漢割據政權與南雄的建置。907年,唐亡,進入戰亂紛紛、地方勢力割據為雄的五代十國之際。劉隱、劉襲兄弟割據嶺南,仿唐朝制度,立國稱(南)漢,劉代在朝20余年,社會相對安定,“府庫充實,邊境無虞,”(《資治通鑒》卷282)亦多有嶺北移民入遷。歐陽修《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云:“余氏也為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南雄及廣府居民族譜,也有不少記載五代時來遷的事實。

南漢乾亨四年(920年),在今南雄增設雄州,領湞昌,始興二縣。南雄在嶺南的作用益顯重要。設州之由,阮元《廣東通志》引《方輿紀要》云:“州以雄名者,蓋控帶群蠻,總會百越;嶺南氣息,仰此一州。”雖說主要著眼于其軍事、交通價值,亦可說明南雄的開發程度。夏商之時,南雄地屬古揚州域,秦時為南海郡地,漢屬豫章郡南野縣,晉屬始興郡,唐屬韶州。唐武后光宅元年(684年),析始興置湞昌縣,此為南雄設縣之始。史學家譚其讓曾稱:“一地方至于創建縣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該地開發已臻成熟。”(《長水集》,從設縣到設州的200多年的時間里,是南雄在嶺南的地位和作用迅速上升時期。探究其原因,可以說是交通之發達,貿易之需要,政制之變更和移民之遷入諸合力使然。而內地移民遷入,則是需要特別予以指出的。

第二章    宋代珠璣巷移民

宋代移民主要經兩條道路進入珠江三角洲;一是江浙海道。宋室南遷,江漸軍民數十萬人浮海南下;二是大庾陸道,江浙一帶經水路到南康,越大庾嶺,經珠璣下湞水,沿北江進入珠江三角洲腹地。這兩路移民中,江浙水路移民有不少在粵東沿海占籍而居,進入崖山的二十余萬軍民,大戰之后損失慘重,余部匿入東莞、新會、番禺諸縣,估計數量不會太大。而經由珠璣南下者,自五季迄于元初絡繹不絕,又有咸淳,景炎年間的大規模遷徙,在數量上大大越過海道    綜觀宋代珠璣巷移民過程,有兩次較大的風潮,一是宋室南渡后,大量移民涌入珠璣巷南雄盆地;二是成淳末,由于戰亂,珠璣巷及整個南雄盆地的居民大批逃亡。而整個宋代珠璣巷遷入和遷出移民的過程則不曾間斷。下面分而述之:

一、南宋末之前珠璣巷的移民人遷

直到南宋末,珠璣巷所在的南雄盆地基本上處于接受嶺北移民入遷的過程,間有一定規模的遷出。南雄盆地入遷移民的歷史可謂悠長。清遭光《直象南雄姒卷》說“周末越入徒此”,是最早的移民入遷記錄。越王的子孫梅移駐梅關,筑城湞水,后來助漢封臺侯,臺嶺、梅嶺都因之得名。秦始皇三十三年,發50萬大軍戍五嶺,旋筑橫浦關于大庾嶺上。其中一些人,有可能留寓南雄。秦束,趙佗自大庾蛉入粵,其后移檄告橫浦關,絕斷聚兵自守,其人亦可能留寓南雄。漢武帝時,樓船將軍出豫章,裨將庾勝城而戍之,大庾嶺由此得名,其人或有留居南雄。

爾后,晉永嘉肖渡,五胡亂華,中原板蕩之下,大批流民進入江淮地區,其一部到達贛中、贛南,乘間有人越嶺進入比較安全的嶺南地區。明嘉靖《廣東通志》說;“島漢末建安至于東晉永嘉之際,中國之人避地者多入嶺袁。”廣州和韶關兩地多次出土晉磚文“永嘉世,九州兇,如廣州,平且康。”可證明北方移民在粵北、粵中均有分布。其粵北者,亦有寓予南雄之人。但經六朝末,進入南雄的北方移民不會太多。因為劉宋初,盧循、余道覆發"始興溪子”入江淮爭雄;梁朝末陳霸先依靠土著力量北伐稱帝,兩次出大庾蛉的勢力,都以土著的力量為主,可見移民的數量來占優勢。但這種情況,到唐代以后就慢侵起了變化。黃巢自江漸入閩而陷廣州,占領粵中地區,復由水路經湘桂走廊入湘水,上長安,轉戰大半個中國,所過焦烘。還有后來的朱溫纂亂,五代紛擾,中原鼎沸。

在這一系列的動亂之中,粵北這塊地方卻幸運地處于“臺風眼”之中,風平浪靜地躲過了大劫。相對和平安定的環境,如同綠洲吸引周圍沙漠中干渴的過客一樣,引致了大批難民來歸。至今珠江三角洲氏族的一些家譜還記錄著這一過程。可以想見,唐未以后在南雄盆地居停的移民大大增加。如:民國《高要縣志初編》載:荔林孔氏“……避朱溫纂亂,南遷南雄府保昌平林。”南海羅格房《孔氏家譜序》“后遭唐季河北多難,……始居南雄……”《區姓五代及北宋遠祖記略》“……至五代后梁太祖乾化年間,由金陵遷居廣東韶州九曲嶺……復遷保昌縣……”新會《馮氏族譜序……’,“……五季時諱業者避地南遷……"從戶口來看,最能反映這一變化:

阮元《廣東通志》載唐貞觀十三年韶州領曲江、始興、樂昌、翁源四縣,僅有戶6950,口40416,到天寶元年已有戶31000,13 168948,戶、口的增加都近5倍,這大約與大庾嶺新路開鑿之后移民的增加有關。到北宋,太平興國年間,南雄州包括湞昌、始興2縣有戶8363,到元末年間,已有戶20339戶,100年間人口增加一倍多。

以上戶口的增加,與移民的入遷有直接的關系。到宋室南渡,難民大批越嶺入居南雄形成入遷高潮,人口增加更多,現今珠江三角洲民族,多是這一批移民的后代,族譜有載:《新會鄉土志》“邑城尚書何坊族……因宋南渡,徙南雄。”南海《聶氏家譜》:“振樂翁隨守南渡,蒞任南雄始興令……”《梁氏族譜序》”……宋南渡時中原多故,有祖諱熙學者……流寓韶州南華寺,繼遷南雄保昌沙水里珠璣巷。”高明《程氏族譜源流敘》:“未幾金人入寇河南,程氏之子孫避亂四出……寓居珠璣巷。”順德龍山《黎氏族譜》:“趙宋南渡時徙保昌珠璣巷……”石頭《霍氏族譜序》“云宋靖康時避狄難,于廣之南雄珠璣巷……”又如佛山叢桂里梁姓,南海黎姓、梁姓、東莞劉姓、寶安沙井陳姓,高要硯洲李姓等等,族譜記載都是靖康、建炎間入遷南雄的。此后,還有不少移民陸續自閩、贛等地遷入。以上是南宋末大遷徙前,珠璣巷及南雄盆地居民的大致成份。其時南雄境內土著民族如瑤、畬等族仍有一定數量,但總體上移民到南宋時已占當地居民之多數。

 二、珠璣巷與移民

至此,可能會產生疑問,既然移民居住在整個南雄盆地,為什么現在廣府民系的家譜中絕大多數稱來自珠璣巷?還有就是珠璣巷與南雄盆地何以能吸引如此之多的移民?

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研究珠璣巷,而研究珠璣巷,則不能不上溯到大庾嶺梅關道的開鑿。

(一)大庾道是唐以后嶺南最重要的交通干線

大庾道自古就是入粵要道:趙佗入粵,即由此道下湞水;漢武年間南越相呂嘉反,“樓船將軍楊仆出豫章,下湞水”;晉末盧循、徐道覆發“始興溪子”出南康下江淮,還有陳霸先北伐侯景,他們走的都是這條道。但,直到唐張九齡開鑿新道之前,這條走小梅關的路仍十分崎嶇:“初嶺南渡路,人苦極峻……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因之被視為畏途。中原人入粵,多走靈渠入西江直入粵中,或者由湖南宜章走瀧口,下樂昌,由武水入北江,或者走桂陽,下洗水,入北江。到六朝期間,甚至冒生命危險走海路。因此,早期廣東的開發,粵西早于粵北、粵中,后來張九齡在大梅關開鑿新道,一下子就改變了這個面貌。“相其山谷之直,革其坂險之故……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勞,高深為之失險”。大庾道開鑿之后,走長江水系至南康上岸,走九十里陸路,便可下湞水,正如余靖所言“馬背九十里,坐而致萬里”成為南北交通最便捷的途徑,“今天子都大梁,淳江淮而得大庾,故湞水最便”,“梅嶺道九十里為馬口之役,余皆籬工楫之勞,全家坐而致萬里。故之嶠南雖三道,下湞水者十七八焉。”這條道路的開通,于嶺南的開放具有重大的意義,明代丘}睿說:“茲路辟開,然后五嶺以南人才出矣,財貨通關,中原之聲教日近矣,遐陬之風俗日變矣。”直到清代屈大均的《廣東新語》還說:“梅嶺自張文獻開鑿,山川之氣乃疏通,與中州清淑相接,蕩然坦途,北上者比皆由之矣。”由此可見,大庾道自張九齡開鑿后,一直到清代,都是溝通南北的最重要的通道。而珠璣巷之興起,正由此路開鑿而致。

(二)珠璣是大庾道上最重要的驛站

珠璣巷是當年古驛道的一,夾道成鎮,又稱沙水。《廣東通志》卷一百十三《山川略》十四引《大清一統志》說:大庾嶺“去保昌縣八十里。”同書卷八十八《輿地略》南雄州錄說:州“北至虔州大庾嶺八十二里。”同書卷一百二十二說:“沙水鎮在保昌縣東北三十里,宋嘉定中嘗置沙水驛,后又置沙角巡司于此。”據此,珠璣巷離縣城至三十里,離大庾嶺五十里。南下者,由大余上梅關,再走五十里到珠璣巷,正好一日腳程,恰當薄暮時分駐宿之地。按珠璣的地勢,一片高敞平坡,正是最好的歇腳宿營之地。此處驛站,正為腳程而設。又此處有巡司,恐怕也有關口盤查,必須歇腳,北往者,自南雄起程,到此三十里,需要休息,如再上梅關,或恐日暮不能過嶺,因而暫住。

在這樣適中的地點,建立驛站,南來北往之客紛紛歇腳。《開平縣志》卷二說:“此乃由中原入廣東必以珠璣巷停驛”。正因如此,帶動了服務業和商業,珠璣巷上就繁華起來了,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南北的貨物集散地和重要的商貿場所,客棧林立,商家櫛比。據歷史的記載,珠璣巷最繁華時店鋪超過千家。從盛唐開元而下,直到清末粵漢鐵路修筑之前,這條路,帶著珠璣巷,興旺了一千多年。所謂“南來車馬北來船,十部犁園歌吹盡”,正是當年興旺的實錄。

(三)珠璣巷對移民的吸引力

珠璣巷為什么能夠吸引眾多的移民駐足僑寓?上面我們實際上回答了這一問題。歸納起來其原因主要有:

一是經濟的繁華。珠璣巷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成為南來北往必定駐足之處,帶動了商貿、服務以及其他各業的興旺,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地方,吸引人們不斷入遷。

二是安定的環境。歷代移民,特別是宋室南渡入遷高潮的移民,多數是為躲避戰禍而落籍珠璣巷及南雄盆地的。在南宋末之前,南雄一直保有相對安定的環境,北面險峻的嶺嶠,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將戰火遠融在北邊。例如唐末黃巢起義和以后一系列的戰亂,又如宋室南渡之初,隆裕太后奔贛,金兵窮追,直到虔州,都始終沒能越過南嶺。難民們越過大庾嶺,就得到了安全。這樣一塊“桃源”樂土,對戰爭難民有極強的吸引力。

三是適中的距離。漢族與其他農業民族一樣,歷來有安土重遷的傳統,不管境遇如何,總眷戀著故土。即使因為戰亂不得不逃亡,戰火一熄,多數人就思量重返桑梓。例如晉朝人避難遠奔交趾,萬里迢迢之途,到亂后又照樣回遷。因此,在有可能選擇暫時棲息地時,常要考慮回遷的方便。對有宋一代動亂頻仍的贛南、閩西一帶的難民來說,珠璣最符合這個條件:路途不遠,交通方便,環境安定,自然成為避難的首選之地了。

四是廣闊的拓展空間和較好的生存條件。從大庾嶺沿山谷間的驛道走50里,到達珠璣一帶。面前是一望無際的南雄盆地。南雄南北18公里,東西40公里,等高都在海拔200米上下,土地平曠,水網交集,而且有大量未墾殖的土地,北面又有連綿的大山和茂密的森林,可以提供戶材桁梁、樵采薪芻。這塊土地,一直地廣人稀。據《晉書·地理志》始興郡統曲江、桂陽、始興、含誆、湞陽、中宿、陽山七縣,相當于今日包括韶關、清遠兩市在內的整個粵北地區才有5000戶。到了唐代以后,由于大庾嶺的開鑿,南雄地當交通要沖,人口密度相對會高一些,但也沒有超過每平方公里25人。因此,有廣大的拓展空間可以試想像一下,一群面容憔悴、衣衫襤縷的難民,扶老攜幼,肩挑背負,從戰火中狼奔承突而來。越過大庾嶺狹窄的山口,穿出彎彎曲曲的山間驛道,在薄暮時分來到珠璣巷,已經精疲力竭.在路邊長滿樹木的平坡上停下來,隨處歇息。一覺醒來,眼前豁然開朗,一片土曠人稀的平原、和平安寧的氣象映入眼簾。多時繃緊的神經馬上松馳下來。只恐再往前走也難有半分力氣挪動腳步,更何況居住在一嶺之隔的贛南流民,本來就沒想走遠,更是想法居停。經過幾天的休整、覓食,發現近處有大量土地未經墾殖,可以棲息、發展,就留下來,成為本地的居民了。事實上,珠璣巷這個名稱不單指巷內,不只指巷中的店鋪千家。它是一個標識,一個象征,代表著附近的牛田坊五十八村,代表著整個南雄盆地。就如同寧化石壁之所以成為客家故居的象征一樣。因為珠璣巷是驛道上必經的一站,最重要的一站,又是難民們入粵的第一站,還因為它的知名度,因為有許多人日后實際上就居住在巷內和附近,所以珠璣巷就成為整個地域的象征。等到南遷之后,就變成了故鄉的象征。唯其如此,才能解釋為什么這么多人都自稱出于珠璣巷。

綜上所述,珠璣巷之所以吸引如此眾多的移民,原因就在于它處于交通要道的要點上,在于它有相對安定的環境,廣闊的拓展空問和較好的生存條件,在于它的距離適中而且經濟繁榮。這些因素,使珠璣巷成為人文薈萃之地,對移民有強大的吸引力,而這一點,可以從廣府民系的族譜中看出:首先,珠璣巷的繁華,吸引了不少官宦人家寄籍:《新會縣鄉土志》“河塘家族,其先敦煌人,……流散于閩。宋初,有容紗者為南雄保昌令,因留居南雄珠璣里……“山岡梁族,入粵始祖于美,字才甫,灝之孫,宋大觀中,官至中書侍郎,由山東鄆州入廣東,居始興郡、子紹進土,為廣東提刑司干宮,遷南雄珠璣里……”《高要縣志初編》卷三荔林孔氏:唐散騎常侍孔昌弼避朱溫篡亂,南遷南雄保昌平林,為孔氏入粵之祖。” 《呂氏遷徙廣東紀》“始遷廣東一世祖仲卿,其父從簡,來自河東,于宋雍熙甲申調官南雄別駕,繼宋福建漳州府,轉授福建漕運。秩滿不仕,退居饒州槎平鄉,適值煙嵐瘴癘,復遷于南雄陵江沙水村居焉。”

新會蘋崗《宋氏族譜序》“夫宋氏譜所載諱開宗字肇雄號庾峰者……孝宗時隨其父蒞任廣東保昌縣署,日與士大夫游,悅其地山水之清秀與風俗之勤儉,爰卜筑珠璣巷內,以長育子孫……”汝南第岡《周氏大宗全譜序》“風岡翁妣娶管氏,恩授廣東宣教,任滿值干戈擾攘之際,就南雄郡保昌縣沙水村珠璣巷而家。”

番禺古壩《韓氏族譜序》“番禺古壩之韓,南渡之后寓會稽,世鄉公相傳官而謫廣南者,因家南雄珠璣巷……”

上面這些例子,有卸任者,有在任者。和平年代,官宦人家對居停環境一般有較高的要求,有如許許多多的官宦人家選中珠璣為歸宿之地,可見珠璣巷確有遠勝他鄉之處。

更有說服力的是,珠璣巷不僅吸引南下移民僑寓,而且吸引南邊以至珠江三角洲的人北上居停:明區慶云《定香樓集》“順德龍江黃氏,先為韶郡曲江人……徙南雄珠璣里……”——這是由曲江北遷者。

《區姓五代及北宋遠祖紀咯》”遠祖諱觀昱字景和……由金陵遷居廣東韶州九曲嶺,迨高祖天福丙申,復遷保昌縣之棉圃村。”按棉圃村地近珠璣,此為由韶遷雄者。

新會《張氏族譜序》“吾張民遠祖九齡世居曲江,至五世綱,徙居南雄府保昌縣沙水村……”

《梁氏族譜序》“諱格次子流寓韶州南華寺,繼遷南雄保昌沙水村珠璣巷……”

以上為曲江北遷者,按曲江至珠璣近三百里,逆水而遷,實為不易,其中張九齡后世居曲江,亦北遷珠璣,由此可見珠璣巷當日經濟繁榮對遠近人民的吸引力。

除了粵北人民就近北遷外,還有自粵中而來者:《尹氏四譜纂修后序》“祖諱烈,字武仲,南渡輔駕有勛,以茂方授官惠州海平尉,擢宰博羅,攝東莞,家焉。子四人……本支俊卿公,生二子,長春華

,次即始遷祖也,諱春秀,字廷顯,號見龍,娶汪氏。由東莞遷南雄……”

《馮氏族譜序》“按馮氏系出北平龍城,五代時諱業者避地南遷,因即番禺而家焉。玄雄徙居南雄……,,

鶴園《冼氏家譜》“我房其先徙居南雄珠璣巷,即宋保昌縣。咸淳末,保昌氏因事移徙。有諱衍深者率其族復還廣州,居南海縣扶南堡。”——按冼氏為嶺南著姓,自六朝陳后,代有聞人,其先徙南雄,即由廣入雄。

以上的這些入遷珠璣巷者,特別是北遷的氏族,都是和平年代的發展性移民,并且很可能是從事商業活動,從而選擇經濟繁華的珠璣巷作為家園。珠璣巷的魅力不僅表現于和平年代安定環境下人們對它的取向,更表現于動亂中和離亂后人們對它的眷戀。許多家譜記載著移民對珠璣巷的眷戀之情,雖經離亂也不肯舍棄:

《高要縣志初編》卷三,桃溪何氏“三十二世至昶……子洞偕其弟邁徙居南雄珠璣巷。又閱十二世至秘,生五子,曰琇、曰琛:曰珃、曰贊、日琪。其后誘留保昌守宗祀,琛官承事郎,子人鑒徙居番禺沙灣。瓚遷新州,琪遷循州……,,何氏居珠璣十三世’約二百余年,在大部遷移的情況下,仍留長房守宗祀。《陳氏英翁族譜》(25世)兆生文、紀、綱。兆為官,同男紀、綱貶四川,文遷南雄府保昌縣沙水村九龍珠璣巷......元禧元年正月初五日珠璣巷簽名九十七人共三十三姓,羅貴為首……是時巷中陸續南遷者多矣,謨祖之兄弟七人,子侄二十有八,偕族之兄弟三十有余,有攜手南遷,有留戀故土,有返回福建,有各處別去者。吾謨翁兄弟世代官宦,仍居故土。……是時謨翁與英翁兄弟同登科第,志在故土,不欲遷身……”——陳氏居珠璣五世,離亂之下,兄弟叔侄仍有戀土不去者。

亦有一些族譜記載了氏族在遷徙地與珠璣之間反復遷徙的情況:

《夏氏世系流源考》“……時成諄九年,……禍及南雄珠璣巷,榜徨攜眷逃走……得抵羊城。后思故土,命長子邦福夫妻復雄舊址,于今為盛。而公與四次子眷屬卜居南海西隆堡大效鄉。”——夏氏在宋末南遷,元朝時又復遷珠璣,最后才全部南遷,其年在明萬歷間矣。東莞大寧《譚氏族譜》亦記譚氏世居江西虔化西俊村,宋建隆元年避亂定居珠璣里沙水村,建隆三年回虔化,至景德二年叉再度遷珠璣里,其后于紹興間遷東莞。還有《葉氏族譜序》“隨稽南雄珠璣巷而來則有颙公之孫諱行甫,居茶園生六子,擇地分遷,次祖仲億同弟仲伸公遷南雄珠璣巷而居……”——葉氏先由珠璣入東莞,又復遷珠璣,后于盛淳八年再度入粵中。

從以上的許多例子都可以看出,南雄珠璣巷之所以吸引諸多氏族來歸,確有其魅力所在。除了由于戰爭原因嶺北移民逃難離開家園以外,珠璣巷吸引移民,乃是由于其本身的優越條件。

(四)珠璣巷是南遷移民的故鄉

在研究廣府民系的時候,會發現這樣一個有趣的問題:許多氏族的家譜一方面強調他們來自北方,有純正的中原血統,是“華胄之后”;另一方面又以珠璣為故鄉,稱之為“祖宗故居”和“七百年前桑梓地”。這二者孰是孰非,如何統一?迄今為至止的所有研究論著都把珠璣巷作當移民“短暫停留”的“中轉站”來認定。《嶺南文化地理》甚至說:“現今珠江三角洲各縣居民,以及他們的族譜、家譜常說自己遠祖來自南雄珠璣巷,實際上這些移民僅取道珠璣巷南下而已。”現在來看,這種認定不免草率:一是以偏概全,二是忽略了移民本身的質變。所謂“以偏概全”,是論者把途經珠璣巷或短暫停留的移民當作移民的全體,以為流民進入嶺南第一站是珠璣,所以認它為故鄉;還有一種猜測是移民們要在珠璣報到,等待文引,大約半年時間才能南下。實際上,這兩種猜測都站不住腳。頭一種說法忽略了南雄居民的南遷,而且即便是途經的一部分來說,這種認定也不符合生活的邏輯。試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我們搬到北邊去住,比如說到江西,

會不會將經過的首站大余當作自己的故鄉?要知古代對地望極為重視,以一個地方為故鄉,絕非路過一下那么簡單。而第二種猜測也站不住腳,首先是沒有文字記載表明這一點;其次是,即便有半年的逗留也不足以使人“錯認他鄉是故鄉”;再次是,領取文引,按部就班成行,只能是和平年代的零星移民,不可能涵蓋今日廣府民系如此之多的氏族;復次,動亂年代的大逃亡,其勢不可遏,所謂見路即投,哪管你路引不路引;最后,即使是以本地相對安定,調取外地難民來解釋,也不合理,滯留大批難民于一地,缺食少穿,會造成地方的負擔,凍餓之下,更易激發民變,這是任何一個那怕是糊涂透頂的地方官吏也不肯為的蠢事。

由此可見,廣府氏系的珠璣為故鄉,另有原因,這原因需 要我們去找出來。

先看族譜:

《開平鄉志》“譚碧陳族……其先世瑚遷福建龍溪,五傳至 文,由福建遷南雄,又三傳至輝,族著南雄里,生謨,乾道時遷古岡之德行里。”——陳姓居南雄五世。

“獅子羅村,其先世室兆隨宋太祖渡江討叛,至廣東南雄 始興縣,遂家居焉,七代貴翁紹興元年從南雄遷莨底,即今新會良溪也。”——這是由北宋初至紹興年間,居南雄凡一百五 十余年,人更七世。“塘浪揚族,其先世元通由江西吉水縣仕于南雄家焉,三傳至心學,宋咸淳間因胡妃事遷居開平塘浪。”——三世居雄。

“海心胡族,其先扶搖始居南雄珠璣巷,再傳蒙禎遷居開 平長沙洲……”——三世居雄。

“北潭梁族,……宋大觀中由山東鄆州入廣始興郡,子紹 遷居南雄珠璣里,紹孫永保由南雄徙新會城內倉步巷 ……”——居南雄三世。

“潭邊園謝族……其先景溫宋元祜間徙居廣東南雄,溫孫才甫由南雄珠璣巷始遷于古岡州登明里豫富村,即今之開平謝邊是也。”——三世居南雄。

《區氏五代及北宋遠祖紀略》“遠祖諱觀昱,字景和,……至五代后梁太祖乾化年間,由金陵遷居廣東韶州九曲嶺,迨晉高祖天福丙申,復遷保昌縣之棉圃村。……詩云:金陵避亂始南雄,猶有湞昌八代傳。……因靖康之變,宋室南渡,始偕第雷巖遷廣州城燒鵝巷焉。”——自五代至北宋末,人更八世。

《高要縣志初編》卷三:“桃溪何氏……三十二世至昶為后晉御史參軍……予迥偕其弟邁徙居南雄珠璣巷,又閱十二世至秘,生五子日臻、日琛、日珃、日瓚、日琪。其后琇留守保昌守宗祀,琛官承事郎,子人鑒徙居番禺沙灣,瓚遷新洲、琪迂循洲……”——何氏居南雄十四世,猶留長房守宗祀。

《鄭氏司農譜序》……至五十六世鄭俠……于神宗熙寧元年,次子榮茂遷居廣東南雄府保昌縣沙水村。至六十二世,所生湛露公,生清溪、清溲、清濂、清泗、清淮兄弟五人,至宋度宗咸淳九年癸酉正月甲子夜,避胡妃之厄,至古岡州灑沖鄉水溺村居焉。”——神宗熙寧元年至成淳九年共204年,傳七世。

《香山縣志》:

“(隆鎮)涌邊曾族……六十一傳先世季青,因避亂徙居保昌縣珠璣巷,傳至汝富,歷六代,如邀游來香山,止于涌邊鄉,遂家焉。”——居南雄六世。

“永厚蔡族……傳至七世祖積厚恒兆,遷居廣東南雄州……傳至六世祖思添,由南雄遷居香山永厚鄉。”——居六世。

花縣平山村《江氏族譜序》記其族自五胡亂華時入居珠璣巷,至黃巢亂后“遂蒙上官下令,而行遷徙之法……自南雄而入廣州……”——這一族自西晉末至唐代,居南雄近500年。

文樓《吳氏始祖開基實錄》記其先居南雄七世,“以宋咸淳年間自珠璣里至廣州城。”

順德龍山《黎氏族譜》“趙宋南遷時徙保昌珠璣巷,咸淳間又徙南海……”   

又有不知世數,以珠璣巷為原籍者:

《香山縣志》:

“麻子陳族,始祖貴卿,原籍南雄珠璣巷,咸淳十年因避難徙新會,轉徙香山……” 

“(欖鎮)鄧族,始祖文裕,其先南雄珠璣巷人,后徙順德甘竹鄉……”

“(隆鎮)申明亭鄉楊族,始祖偉準,原籍南雄珠璣巷人……”

“(隆鎮)龍頭環侯族,始祖裔軒,原籍南雄府珠璣巷人,明末從軍來守香山,遂居焉。”

南海《鶴園陳氏族譜》記:“張世隆,字普濟,寧宗朝進士,為翰林院五經博士,原南雄寶昌人,始居龍江。”

臺山上川房《甘氏族譜序》“吾祖則遷居南雄,家傳世居南雄珠璣巷,蓋有以也。”

中山左起埗頭《孫氏族譜序》“不知曾幾何時,而衍于南雄府珠璣巷聚族而居,詎料咸淳年間因胡妃之難,各姓夜竄潛處,我祖常德公不得已越東莞而住沙頭……”

石頭《霍氏族譜序》“…一云靖康時避狄難,于廣之南雄珠璣巷,或曰秦時徙中國民五十萬填實南粵,我祖從徙,遂世為南雄人,二說末知孰是。”——幾時遷入不知道,世居珠璣卻是確鑿的。

《司徒氏族譜》“我司徒氏,祖居南雄珠璣里,自北宋以前譜帙殘缺,莫可考證,至宣翁值有宋南渡,中原多寇盜竊發,自南雄遷居廣東廣州城,是一世祖矣。”

——以上是年代久遠,自己也說不清楚的。從族譜可見,宋代南遷的許多氏族在珠璣居住有相當長的歷史、或一、二代,或三、四代,也有六、七代,十二、三代,更有長遠四五個世紀,甚至連自己也說不清世次,只能說“世居珠璣巷”的。在上文中,我們指出,南雄盆地的移民入遷自秦迄于宋陸續不斷,至宋室南渡時更形成高潮。就南渡后入遷的大批移民來說,自他們到達珠璣巷入籍,至南宋末出逃,也長達150余年,經過了五、六代人。從官方法定的算法看,入籍珠璣巷,即是珠璣人。從民間的習慣來看,遷入的先人早已作古,遷出的移民,包括在珠璣住了一二世的在內,都是由珠璣巷出生的,珠璣巷和南雄是他們的“胞衣跡”,是真正的故鄉,真正的桑梓之地。按照今天的情況來看,入住一個地方,經過二、三代人之后,便變客為主,成為本地人了,即使是十分講究地望的古人也是如此處理的。如唐代的張九齡,其先范陽人,《舊唐書》本傳“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因家于始興,今為曲江人。”僅僅經過二代,張九齡就是“曲江”而非范陽。對大批南渡入遷,咸淳間南下的氏族說,時跨150多年,人經五、六代。這些移民該哪里人呢?遷入的是祖先、遷出的是在珠璣出生的自己,移民通過繁衍,已經換質。一百多年歷史,六、七代承傳,生于斯,長于斯,不是珠璣人又是哪里人?

更不用說那些由于遷入年代久遠,連祖宗遷自何處也早已淡忘,只能說“世居珠璣巷”的家族,由此可見:珠璣巷是南遷移民的故鄉!

三、宋代珠璣巷居民的南遷

有宋一代,珠璣巷陸續有居民南遷,從未間斷。由于處在交通要道上,稍有動亂,即可引起居民的走避以致遷徙,因而在南宋末之前可能有過幾次有一定規模的居民南遷。到了南宋末年,連年戰亂,則出現嶺南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遷徙。下面分別敘述:

1、宋代珠璣巷居民南遷的原因

關于宋代珠璣移民的原因,前人已有多種解釋,現在我們根據掌握的資料再作分析。

筆者認為,遷徙的原因可分為“動因”和“誘因”。所謂“動因”,指引起居民離開家園的原因。而最后落腳何處,則歸結于“誘因”——一個地方吸引移民來歸的原因。

一般來說,和平的年代,“誘因”可能有較大的作用。有時也可變為“動因”的媒孽,但戰爭年代,移民則往往產生于“動因”,能逃得性命即可,落腳何方往往不知。宋代的珠璣移民便往往如此。

整個宋代,珠璣巷移民除少數經商或宦游任職之外,遷徙原因主要有如下四端:

①蘇(胡)妃事件

廣府氏系族譜中流傳最廣泛的遷徙動因是蘇妃事件。黃慈博《珠璣巷氏族南遷記》論其事最詳。其略謂宋代有皇妃蘇氏(一作胡妃),失調雅樂,詔下冷宮,因而潛逃,為南雄中田坊商人黃貯萬所得。后來事泄,有司恐皇上追究,圖謀滅跡,請旨于沖田坊擇地建寨,聚兵鎮守以防賊亂。中田坊三十三姓九十七人以羅貴為首,稟明府縣給引,結群乘槎南下逃難云云。

這個傳說,在廣府民系家譜中記載不一。年代、人名都有出入,或謂紹興元年,或謂開禧元年,或謂咸淳八年、九年,相差甚至百余年;有謂蘇妃,有謂胡妃,有謂尼妃、逃妃、皇妃;亦有說恥笑皇姑者,種種說法莫衷一是。陳樂素先生在《珠璣巷史事》一文中已指出,這個傳說是根據宋人說部《齊東野語》、《咸淳遺事》等記載而寫成的。似不必深究其可信程度。但從羅貴等九十七人子孫現在的家譜記載來看,已足以證明結伴同行之事。而就其遷移一事,值得注意者有二:

一是遷移的動因,蘇妃或胡妃之事只是一個幌子,實際上反映的是封建官吏對人民的迫害導致逃亡。有宋一代.統治者和逃亡,史書上不絕記載。而南宋情況更甚,朝廷向金、元等外要擔負朝廷歲支、戰爭的費用以及各級官員的奢侈揮霍,較北宋時已艱難一倍,再加上外族的需索,更加不堪。棄土逃亡,遁入少數民族以逃避徭役稅收的事例屢見不鮮。南宋時湘、贛、閩、粵邊區人民屢起反抗,多與不堪剝削有關。蘇妃的傳說,點出了權奸擅柄,驅民立寨,正揭示了人民對統治階層,對大小

二是,由羅貴等遷徙過程來看,官府對治安還能確保控制。羅貴等人的遷徙,需要申請郡、縣的文引,得到政府的批準,并且必須遵守戶籍管理的有關規定,在規定的期限內向落籍地政府報到。這表明,官府在其時對人民、對社會仍能保持有效控制。而這種控制,必須以社會的相對穩定為前提。如果戰亂一起,則無從說起了。由此可見,羅貴等人的遷徙年代,似不應在成淳末元兵進迫之時——如果

文行不是偽造的話——而應在此前。而其遷徙,則另有原因。范湖顯學崗《羅氏族譜》記羅彥懷為宋太祖御前忠勇太尉忠翊郎,傳至羅貴,于紹興元年遷岡州郎底。看來還是比較合理的。自羅序懷至羅貴七傳一百五十余年,從時間來看也可以成立。

②自然災害

珠江三角洲廣府民系的家譜中,談到遷徙原因,屢見“天災地劫”的說法。黃慈博《珠璣巷民族南遷記.南遷來由》載羅貴等九十七人《赴始興縣志等遷徙詞》有“為因天災地劫,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猶慮難周”等語,其《赴南雄府告案給引詞》又重復了這些話,看來這種災劫是事實,但有史可稽者不多:

據《南雄縣志》記載,南宋嘉寶九年,南雄州大旱。經宋一代,縣志有記載者唯此一例。但根據史料分析,南雄歷代的水旱災歷來是比較頻繁和嚴重的,只不過宋以前沒有記載罷了。《南雄縣志》第二章“自然環境”載:

唐朝開元二年大旱。

宋朝嘉寶九年,大旱。

元代至元六年和至正十三年兩次旱災。

明代,水災6次,旱災2次,冰雹2次。

清代,水災9次,旱災7次,冰雹3次。

民國,水災3次,旱災3次。

而建國后1950—1987年38年中,有19年發生洪水,成災8次,嚴重的5次;同期,38年中受旱5萬畝以上的年份有11年,最長一次為1962年7月至1963年9月,連續15個月未下過透雨。

南雄處于湞江源頭,南北高差較大,儲雨面積廣,又地當五嶺之表,南北鋒面相持,雨量且豐,加上地層土質的蓄水關系,往往三日不雨則旱,下雨稍大則洪。這在水利設施不甚完善的宋代,成災的可

能性就更大了。只不過史書只記特大的災害罷了。這樣頻繁的自然災害,對農業不利,完全可能引起移民。而嘉寶九年的大旱,足當“天災地劫”。

③閩、粵、贛、湘邊的動亂

南雄毗鄰贛、閩,而近于湘、桂,這個地區南宋期間戰禍最多,特別是贛州和汀州是農民起義最為頻繁的地區,對南雄影響甚大,現在舉其大者:

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二月,宜章縣民李冬至二起事, 攻略英、連、韶、彬諸州,三月平之;

紹興元年八月,張忠、鄧慶、劉軍一等據南雄,江西統制傅 樞討平之;

紹興三年(公元1133年)江彭友等農民起事,占江西、湖南8縣,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三月,詔岳飛往討,四月岳飛次虔州,所至皆破,降之;

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福建、廣東民相繼起事。十一月,宜章調民駱科起事,進擊桂陽、連、賀諸州,次年平;

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湖南農民起事,入掠廣東州縣,禍及韶、連、南雄等地;

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四月,湖北路茶農賴文政起事,進而轉入湖南、江西,六月間自江西進入廣東,后轉回江西;

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正月,郴州宜昌農民陳蛔起事,克道州、桂州、連州所屬四縣,有眾數于人,五月間失敗;

淳熙十一年(公元u8 4:年)姜老大在汀州一帶起事;

公元1197年,地方官還向朝廷說“何來陳峒、李金、賴文政、姜老大之徒”,“竟成大盜,所過殘滅”;

嘉寶二年(公元1209年),江西民起事,犯南雄州境,進義副尉粱滿率部御于柯木坳,戰死;

嘉寶三年(公元1210年)9月,郴州黑風峒李元礪率眾起事,次年4月攻南雄州,官軍大敗,四年二月平;紹定.二年(公元1229年)12月,汀州晏夢彪率農民起事,下汀州、郡武、南劍州,發展到彰州、龍巖、長泰、泉州、永春、德化。汀州城士兵起義響應,“閨中危急”,一年后失敗;

 紹定二年(公元1229年)贛州農民陳三槍、張魔王起事,以松梓山(一說以信豐山)為據點,在}江西、福建、廣東三路邊境建寨6O個;朝廷同時從闖、粵、贛三路調兵堵截其糧道,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失敗。

地方的動亂,導致兵連禍結,對人民影響最大。戰亂未至,人民須負擔糧草、徭役和兵役,以備官軍之需;戰亂既至,人民又遭受虜掠殺戮;一方是起事軍隊殺掠,爾后是宮軍作威,雙重的負擔,可謂水深火熱。這種動亂,完全可以引起居民的逃亡。而我們手頭也恰有這樣的證據:

《易氏族譜》“宋乾道朱,贛之坡洞豪頑嘯聚為亂,蔓及雄韶。公謂陳娥曰:‘吾祖宗屢世積德,料必元恙。不若預為之避,尤為明哲。’淳興十一年甲午辰五月,遂負神主棄廣,挾饋入廣之城南小市街石亭巷居焉。”

乾道末年確有賴文政領導之茶農茶販起事,自贛入粵,后來為辛棄疾鎮壓。但“淳興”恐怕是“淳熙”之誤。淳熙十一年,正是姜老大在汀州起事之年,史裁“所過殘滅”,而引起逃亡遷徙完全合理。易譜中一連提到兩個動亂年代,表明一些珠璣居民在飽經動亂苦楚之后,在戀戀不舍之下,最后還是痛下決心棄廣南遷。這一點也是合理的。函為一般短期的動亂,只會造成短期和就近的躲避,亂后回遷。但小亂頻仍,就會使人失去信心,不再安土重遷了。

又《胡氏族譜》也提供了一些線索:“我胡氏先世始于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興賢坊學前街...宿公……降職齡南肇慶府高明尉,后皆召回京復職,行至梅嶺寇亂固不果箝,是以僑居子保昌沙水。”——這里提到了“梅蛉寇亂”!又《何氏術水本源記》;“至宋南渡'..…·寇陷南雄,避地廣州桂林坊……”——這也是因動亂而遷徙的。

以上因動亂而引起遷徙的例子,限于時日,收集得還不夠

多,但從中反映出來的事實則是確鑿無疑的。我們相信,有宋一代,特別是南雄宋時期閩、粵、贛動亂頻仍的情況下,由于這一原因所致的移民當不在少。根據家譜的記載和專家的考證,珠璣巷居民(當然也包括南雄的居民在內)曾有過幾次較大規模的南遷。這些移民可能都是由此導致。

④元軍入粵及抗元戰事 宋末,元軍自大庾道入粵,引起閩、贛、粵軍民的奮起反抗,雄、韶、虔、汀一帶淪為戰場,特別南雄處在戰區的中心,雙方互相爭奪,數度易手,戰況慘烈,這是珠璣移民的最大動因,查《宋史》及《元史》有下列事實:

德祐元年(1275)元將阿里海牙察兵攻潭州凡七十日,大小數十戰。次年正月潭州降,遺使徇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韶、南雄諸郡,守臣皆降;

德祐元年二月,以文天祥為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發郡中豪杰,并結溪峒山蠻,有眾萬人,遂入衛。是年元軍盡陷江西諸郡縣;

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六月元將梁雄飛為招討使,徇廣東,廣東經略使徐直諒遣將拒之于廣州石門。九月宋熊飛復韶州。十月,文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卞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誅等皆自江西來會。十月,元將興師夔等將兵度梅嶺。熊飛及曾逢龍御元軍于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敗,赴水死;

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五月,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六月,文天祥敗元軍于雩都。

秋七月,文天祥遣越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衡山人趙瑤,撫州人何時皆起兵應之。八月,元李恒遣兵援贛,文天祥兵敗于空坑。九月,元塔出,李恒、呂師夔等以步率入大庾嶺。九月,

廣南東路廣、連、韶、德慶、惠、潮、南雄、英等郡皆內附;

文天祥失敗后,他的部屬仍在堅持抗戰。其中李梓發堅守與南雄一嶺之隔的南安,在江西全省淪陷之下,猶竭力苦撐,自景炎元年十月至祥興元年三月,長達四年多,元丞相塔出率萬余大軍百計攻之不下,死者數千,最后才城陷被屠。由上述事實可以看出,自咸淳末至祥興二年七年問,宋元雙方軍隊在雄、韶、虔、汀一帶拉鋸,反復爭戰。期間元軍兩過大庾嶺,三占雄、韶,珠璣巷在交通要道上,軍隊必經,且始終處于戰場中心。大軍過后荊棘叢生,如此長期和慘烈的動亂是居民們無法忍受的。如果說前文所舉種種動因只能造成有限度、小規模移民的話,那么這一次連續七年的戰亂,則足以造成最徹底的移民。珠璣巷及交通要道附近一線以至整個南雄盆地的居民傾巢南下,留下一片無人區。現在我們所見的廣府民系族譜絕大多數都記載于“咸淳”、“景炎”或“南宋末”南遷,就是這一次最大規模移民的記錄。

  2.宋代珠璣巷移民的南遷路線

珠璣巷人南遷,最方便的是水路,由南雄下湞水,乘船或竹、木筏南下,經始興、曲江入北江,一路漂流而下。到清遠澠江口一帶,就開始登岸或向接連北江的水道疏散,而最遠者則一路南下,經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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